在我看来，资中筠先生使用“读书人”这个概念而不是将其称为“知识分子”，同样也是有深意的。因为传统意义上的“读书人”，和现代意义上的“知识分子”，确乎是不同的概念，也根本不能互换。现代意义上的“知识分子”有广义和狭义两种。广义的知识分子指有较高文化水平（通常以学历和职称为标准）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，如科学家、工程师、教员、医生、编辑、记者。狭义的知识分子则特指代表社会良知与良心的人。不符合这一标准的，学历和职称再高，也只能看作“脑力劳动者”。显然，广义知识分子的范围比“读书人”的概念大。在中国传统社会，诸如郎中（医生）、巧匠（工程师）之类是不大好算作“读书人”的，除非他们是“儒医”、“儒匠”，或主要读书，业余行医。至于编辑、记者、科学家等等，则闻所未闻。狭义知识分子的范围则比“读书人”的概念小。你想，中国古代社会上下五千年，堪称“代表社会良知与良心”的读书人又有几何？凤毛麟角吧！

读书人不等于知识分子，还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。广义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是谋生手段，即只要是以知识和智力谋生（当然要有一定水平），就算广义知识分子。读书人的界定标准却是生存状态，即只有以读书为生存方式的才是读书人。也就是说，是否以知识和智力为谋生手段（比如由科举而入仕途）并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读不读书。而且，也不是随便读什么书都算，必须是读经，兼读史、子、集，只读闲书是不算的。当然，博览群书最好，晓天文地理、通岐黄之术也不错，但首要的还是熟读经典著作。一个人，只有“饱读诗书”、“满腹经纶”，才会被承认为“读书人”。

读书人虽然以读书为生存方式，却同样有一个“学以致用”的问题。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对。知识总是要派用场的，否则就不是“力量”。但传统读书人的阅读领域既然被锁定在社会政治伦理的范围，那么，要想“学以致用”，就只有参与和介入公共政治事务。这就是“入世”。这同样也没什么不对。西方社会也有这样的读书人。问题是西方的“知识分子”可以通过各种途径“入世”，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却只有“死路一条”，即“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。也就是说，通过“入仕”而“入世”。

由“入仕”而“入世”也没有什么不妥，政治伦理的知识和理想毕竟只能实现于政治伦理领域。这就要做官。问题是哪怕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满腹经纶，一肚子安邦治国之策，也得有人认账才行。没人认，也就白搭。然而认不认却由不得你，乌纱帽当然也不由你自己戴，得由历朝历代的“当局”，即“朝廷”，而“当局”是不由你选择的。结果呢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盼望入世的读书人就像那些浓妆艳抹准备出台的“小姐”，成群结队地由“妈咪”领来让客人挑，她们自己却不能挑客人。但“小姐”虽然不能挑客人，来挑“小姐”的客人却多，总归还有点希望。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可就惨了。急于出售知识智力者成千上万，“买主”却只有一个，就是“万岁爷”。那么，这些读书人岂能不像深宫里的嫔妃，盼君恩如大旱之望云霓？难怪资中筠先生要说屈原被逐，心如失恋；贾谊见疏，情同弃妇了。

因此，尽管韩非子说“主鬻官爵，臣卖智力”，好像是公平买卖，其实注定只能是不平等交易，而且是否能够成交还要看运气。先要看时世。如果是兵荒马乱烽烟四起，多半便只能“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”。二要看政局。如果是“城头变换大王旗”，“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也以装疯卖傻为宜。因为一不小心“站错队”，便有性命之虞。所以孔子说“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“高级戏子”，气得李白疯疯癫癫，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最后“赐金还山”了事。这两个，还算运气好的，尚且如此，遑论其他？

看来，读书人的“出处”，还当真是个问题。